百度 名誉主席：徐匡迪（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主席：潘云鹤（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副主席：杨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国平（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顾问）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章新胜（教育部原副部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管委会主席）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钱永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钱学森之子）

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从既往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与进博会的连续举办的根本差异谈起

　　作者：桑百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2018年，中国正式开启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口博览会，至今已历六届。连续举办进博会，主动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推动投资和贸易合作，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出口和经济合作发展机会，让世界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促进互利共赢，向世界传递了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强烈信号，是对全球化逆流的有力阻击，也为脆弱的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彰显出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世界上罕有主动扩大进口的贸易政策主张和国家实践。凡经济增长迅速、发展顺利的阶段，自由贸易主张会占上风；世界经济转入萧条、停滞时，贸易保护的主张便会抬头。处于经济领先地位的国家，往往主张自由贸易；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往往加强贸易保护。自由与保护这两种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对立运动贯穿于国际贸易学说发展史。在当今世界经济低迷、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征关税，限制进口，成为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加的条件下，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堪称创举，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全新的实践，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创新。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美国的汉密尔顿提出、经德国的李斯特加以完善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作为最早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理论，成为当时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德国抵御和抗衡强大的英国工业资本海外扩张的理论武器。“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国应选择某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和发展前途的幼稚产业，给予适当的、暂时的关税保护，限制进口，以便逐步扶植其国际竞争能力。在保护初期，生产成本高，消费者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一旦这些幼稚工业成长起来，生产成本降低，消费者就会从价格下降中得到利益，届时可以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如果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极易夭折。“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主张期望助力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独立发展，但如果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均想发展别国己拥有比较优势的新工业，便会陷入保护主义的困局，在割裂国家经济合作中各国发展普遍缓慢。其实，促使比较优势转移的更有效途径不是贸易保护、限制进口，而是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资本流动和加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

　　“萌芽经济论”为全面实现贸易保护找到了新的依据，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最初之所以缺少竞争力，并非因个别工业部门缺乏效率，而是因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落后所致，只有众多工业部门同时成长才能得到改变。因此，应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对所有工业进行贸易保护，而不是仅仅对少数幼稚工业部门实施保护关税。然而，提高关税总水平并不是直接解决国内生产扭曲、提高效率的最佳工具，还可能引发贸易战。

　　“未利用资源论”又称“剩余出路论”，则从资源配置的视角为贸易保护寻找理由，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资源闲置状况，保护关税可以视为一种充分利用资源的手段。由于关税实际上是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一种间接补贴，只要本国受保护的产品成本与同类进口产品的到岸成本之差不高于启用的闲置资源的成本，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源将得到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和就业将迅速扩大，国内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将同时得到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提高关税的竞争只会导致全球市场萎缩，失业和闲置资源增加。

　　“有效保护论”也称“关税结构论”，放弃了全面贸易保护的主张，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竞争性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影响该产品的国内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决策；通过降低中间投入物（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关税，来降低国内生产者的成本，从而影响生产者的选择。无论对最终产品本身加征关税，还是对中间投放减免关税，或者两者同时并用，都会增加本国生产者收入。实行结构性关税政策的主张，仍然没有摆脱保护本国市场的思路和主基调。

　　“战略性贸易理论”似乎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和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本国政府通过对国内高技术企业进行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可引发贸易，增加福利水平。因为企业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不但有力量挤占更多的国际市场价额，赢得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趁机分割别国企业原先享有的利润。但是，各国实际上都在推行某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彼此的作用会相互抵消。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少数国家脱颖而出，这决不能归功于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是战略性增长政策起了作用，后者注重技术进步、教育和观念交流等动态增长因素，无需实行扭性竞争力的出口扶持政策。

　　总之，已有的贸易保护理论始终没有跳出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思路。贸易保护虽然有其特定的作用，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从短期来看，贸易保护总是会提高被保护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增加消费者负担。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会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一是浪费经济资源。对国内生产者加以保护的结果，使被保护产品价格提高，从而招致生产者浪费资源。二是转移收入分配。如果受保护产品属于需求弹性小的重要必需品，价格提高，必然使对其他未受保护产品的需求减少，高效率部门的产品市场将因此萎缩。三是加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受保护的低效率部门的存在，有提高生产成本并使进口更有利、出口更为困难的倾向，结果会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趋严重。四是阻碍生产力提高。实行保护政策，由于存在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等因素，往往会使受保护产品的成本增加，厂商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产品质量的压力减弱，不利于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

　　所以，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而且任何保护措施过度或保护时限过长也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效率造成负面影响，还可能招致报复性保护措施，陷入贸易战，恶化外部经济环境。

　　1970年代初爆发石油危机后，发达国政府和各国际经济组织呼吁“贸易自由化”，为打开国际市场、扩大出口服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取放宽或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改革关税制度、减少乃至取消出口补贴等措施，降低保护程度，以图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然而，完全竞争的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相反，保护主义却仍在世界上广为蔓延。当今全球化逆流涌动，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蒙上阴影。

　　在此背景下，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向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致信，围绕进博会“三大定位”提出新要求：希望进博会加快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功能，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充分发挥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更好提供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服务，助力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让合作共赢惠及世界。进博会作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举世瞩目。

　　进博会已经不仅仅是出口商品的展览会，也是进口商品的交易会，还是新服务的展示交易会，展会面积、参展企业再创新高。进博会上举行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洽谈活动，已经拓展为新产品新服务开发合作、新技术应用合作、国际投资合作的洽商平台，贸易投资签约量令人振奋。进博会举办多场学术论坛、研究报告发布会，成为世界聆听中国领导人经济主张、了解中国经济动态的渠道，成为交流思想、分享观点、寻求共识的舞台。进博会吸引着世界各国厂商的目光，成为与会者感受中国经济变化和大市场魅力、寻找中国商机、分享中国大市场成长红利的窗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以进博会为窗口，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